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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的基因并不向人的基因那样(在显微镜下)看得见摸得着。它是一个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进化出来的适应该市场的企业文化(做事方式)、管理方法、产品市场定位、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等等。一个公司在早期,一切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其基因还有改变的可能。红杉风投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在创办的一个月内就定型了,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一个成型的公司改变基因的可能却是非常小。越是以前成功的公司越是容易相信自己固有的基因是最优秀的。英特尔公司由戈登?摩尔(GordonE.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Noyce)于1968年创立于硅谷。此前,摩尔和诺伊斯在1956年还和另外六个人一起创办了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同IBM、DEC和惠普等公司相比,英特尔在很长时间内只能算是一个婴儿。说它是婴儿有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是个人数少、生意小的小公司,第二,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计算机公司如IBM、DEC都是自己设计中央处理器,因此这些计算机公司代表了处理器设计和制造的最高水平,而英特尔生产的是性能低的微处理器,是用来补充大计算机公司看不上的低端市场。单纯从性能上讲,英特尔八十年代的处理器还比不上IBM七十年代的,但是,它的处理器大家用得起,不是阳春白雪。即使在七十年代末,英特尔公司生产出了著名的十六位8086处理器,大家仍然将它看成小弟弟。在很长时间里,英特尔的产品被认为是低性能、低价格。虽然它的性价比很高,但并不是尖端产品。在六七十年代,摩托罗拉完全能经历的起在彩电上的失败,因为它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太多了。到八十年代,摩托罗拉进入蓬勃发展的十年,它的业务也由无线通信扩展到计算机的半导体芯片。1979年,摩托罗拉成功地推出68000通用微处理器,它因设计的集成度为68000个晶体管而得名(虽然实际集成度为70000个)。它的地址总线(AddressBus)宽度为奇特的24位,可以管理16MB的内存,因此它成为所有小型机和工作站的首选芯片。而同期英特尔的处理器其实比它落后半代,后者16位的地址宽度只能管理64K的内存。巴黎人国际官网这样,在多方面扶植下,尤其是IT业界人为的帮助下,扶植出一个能稍微制约主导公司的老二(或者还有老三),它甚至可能占到20-30%的市场。再剩下的一点市场就给众多小公司去瓜分了。

巴黎人国际官网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在风投行业,能和红杉风投分庭对抗的只有同是在1972年成立的KPCB了。KPCB是它的四个创始人Kleiner、Perkins、Caufield和Byers名字的首字母。近年来,它甚至有超过红杉风投之势。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作为网民上网必不可少的浏览器的发明者,网景公司本来可以成为互联网的领头羊,就像2000年的雅虎和今天的Google。再不济也可以像Adobe和赛门铁克等公司那样成为一个领域的主要厂商(MajorPlayer)。但是,网景公司只辉煌了短短的几年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网景公司的衰亡固然是微软垄断的造成的,但是,它也有免于厄运的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把握好。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巴黎人国际官网这正应了茨威格的话,“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

一个公司的基因并不向人的基因那样(在显微镜下)看得见摸得着。它是一个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进化出来的适应该市场的企业文化(做事方式)、管理方法、产品市场定位、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等等。一个公司在早期,一切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其基因还有改变的可能。红杉风投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在创办的一个月内就定型了,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一个成型的公司改变基因的可能却是非常小。越是以前成功的公司越是容易相信自己固有的基因是最优秀的。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他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里面没有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99年。在这99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彻底的使用权,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属了租约。1953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夏克利晶体管公司(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对斯坦福而言,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且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几年前,我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找房子,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办公楼和公寓混杂的社区,那里到处是各种颜色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那里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iPod和iPhone的制造者苹果公司的总部了。那时苹果公司还不太景气,想把办公楼租给刚刚开始腾飞的Google(谷歌)。幸好这笔生意没有谈成,否则,那片狭小的社区无论如何是容不下当今两个发展最快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一旦进入被投的公司后,就变成了该公司的股份。如果该公司关门了,相对于公司创始人和一般员工,风投基金可以优先把公司财产变卖后的钱拿回去。但是,这时能拿回的钱通常比零多不了多少。如果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那么合伙人或者直接以现金的方式回收投资,或者获得可流通的股票。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都有可能被采用。前者一般针对较小的基金和较少的投资,总合伙人会在被投资的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后的某一个时间(一般是在解禁期LockPeriod以后)将该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股票卖掉,将收入分给各个合伙人。这样基金管理的成本较低。但是,如果基金占得股份较大,比如风险投资在很多半导体公司中常常占到股份的一半以上,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上市后统统卖掉其拥有的股票,该公司的股价会一落千丈。这时,风险投资的总合伙人必须将股票直接付给每个合伙人,由每个合伙人自己定夺如何出售股票。这么一来,就避免了股票被同时抛售的可能性。虽然这么做基金管理的成本(主要是财务上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大的风投公司必须这么做,比如KPCB和红杉风投在Google上市180天后,各自拥有几十亿美元Google股票,如果这些股票一下子涌到股市上,就会造成Google股票的大跌,于是两家风投将股票分给了有限合伙人,由他们自行处理。事实上大部分合伙人并没有抛售,结果Google的股票在180天后不降反涨。

AT&T的景观比朗讯略好些。它有相对稳定的利润很高的长途电话收入以及发展得很快的移动通信业务,因此在分家的前几年继续支撑并且扩大了它的实验室。因为没有抢到贝尔实验室这个牌子,AT&T以信息论发明人香农的名字命名了它的实验室。这时互联网的崛起和无线通信的普及对AT&T的核心业务开始形成威胁。但是,AT&T在这两方面以及快速发展的宽带电视业务上都很强。本来,AT&T最有资格成为这些新领域的老大,就像它成功地从有线通信扩展到微波通信一样。但是短视彻底毁了它。想反,如果一个人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便名气再大,才高八斗,在硅谷也很难混下去。大多数时候,硅谷公司需要的是能真正做事情的人,而不太看重那些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名气。在2000年,由于互联网泡沫导致硅谷过度繁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找不到人,那时找工作很大程度上凭一张嘴。很多经常跳槽而不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跳来跳去跳到一个主管的位置。2001年以后,用人不当的公司很多倒闭或被迫大量裁员,真正的高手或者还呆在原来的公司,或者被别的公司录用,或者转到了学术界。而一大群各个级别的混混都到了“人才市场”上待价而沽。这些人中很多原本是技术精英和管理人才,但是一旦养尊处优时间长了,名不符实了,便很难再在硅谷生存了。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公司到那里去找人做事,常常一下子围上一大堆人。如果问他们会做什么,大部分给你的答案都相同,“如果你给我一个团队,我一定能替你管好。”这里面虽然不乏真正的管理者,但是很多是眼高手低的高手。招人的公司显然不傻,它们需要干活的而不是养老的。听到这个谣言的人绝大多数都信以为真,因为它不仅夹杂着很多事实,而且合情合理。虽然,网络早有了,美国很多大学、公司和政府部门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使用局域网了,连接网络的路由器也早有了。但是,由于不同网络设备厂家采用的网络协议,每个公司都要推广自己采用的协议,没有公司愿意为其它公司做路由器。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时,这个问题不大,因为一个单位内部的网络基本上会采用相同的协议。在1984年,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各个网络公司如IBM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多协议路由器的重要性。九十年代,苹果和微软还未就Windows侵权苹果的操作系统一事,打那好几年的官司。在微软推出Windows3.1以后,IBMPC机的用户也可以享受图形界面了,苹果的市场迅速萎缩。苹果公司将微软告上了法庭,因为Windows的很多创意实实在在是复制苹果的操作系统。在法庭上,微软的盖茨指出苹果的窗口式图形界面也是抄施乐的。盖茨说,凭什么你能破窗而入去施乐拿东西,我不可以从门里走到你那里拿东西呢?最后,法庭还是以Windows和苹果的操作系统虽然长得像,但不是一个东西为由,驳回了苹果的要求。那时硅谷的公司不但在商业竞争中被微软压着一头,连打官司也打不赢微软,十几年来硅谷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可以和微软抗衡并且占到上风的公司。

“在人类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节选自“三联版”舒昌善译本)人们多次怀疑摩尔定理还能适用多少年,就连摩尔本人一开始也只认为IT领域可以按这么高的速度发展十年。而事实上,从二战后至今,IT领域的技术进步一直是每一到两年翻一番,至今看不到停下来的迹象。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其它行业做到了这一点。因此,IT行业必然有它的特殊性。巴黎人国际官网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是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的事实。红杉风投的投资家们和我谈过他们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创业者一定要有饥渴感(Hungry)。很难想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能比一个急于脱离贫困现状的缀学生更有把公司办好的可能。因为前者办公司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要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是乔布斯勉励年轻人要保持饥渴感(KeepHungry)的原因。关于风险投资家如何选择投资对象我以后还会详述。因此资深创业者和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各有优势,但是机会均等。硅谷各个层次的成功者几乎无一例外是靠自己的双手从零干起,获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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